在华全部工作期间，没有一次因损伤将军们的自尊心而出现争吵。我们的建议被认真研究，未做大的变动而加以贯彻。这是顾问同中国民族的军队战斗合作的标志，是关系和睦与相互理解的标志。 ——A.Я.卡利亚金

　　驻苏大使杨杰忽然接到蒋介石自武汉发来的电报：速晤斯大林、伏罗希洛夫，商洽苏联能否立即派一得力总顾问如加仑者来华指挥中国的抗战。

　　经过腥风血雨的十年，蒋介石仍然念念不忘加仑。早在1937年8月2日，蒋介石就向苏联驻华大使鲍格莫洛夫提出，希望加仑能来华助力。此时又通过杨杰向苏方提出，可否商请斯大林，将加仑派遣来华充任总军事顾问，说派加仑来华等于派10万红军来帮助中国。

　　可惜，加仑此时已在苏联的政治大清洗中被当作“人民的敌人”和“日本特务”遭到，苏方不便明说，只好另派他人。

　　1937年11月底，新任苏联驻华武官德拉特文来到中国武汉。德拉特文并非第一次到中国，与蒋介石可说是老朋友了，他曾在大革命时期任国民革命军通信联络顾问，与蒋介石身边的人也有一定交情。

　　鉴于中国还有美、英、法、德、意等国军事顾问，况且这些国家与苏联的关系又很微妙，故德拉特文的公开身份是驻华武官。由于他负责援华军火和来华志愿人员的有关事宜，实际上就是不挂名的苏联军事总顾问。

　　12月3日，德拉特文应约走进蒋介石办公室。双方进行过外交礼节寒暄后，他告诉蒋介石，苏联政府满足了中国政府关于武器出售的所有要求，援华军火已经陆续到达兰州。蒋介石也知道，两天前，第一批苏联航空志愿队的飞机已经到达南京，苏联飞行员立即升空作战，首战便击落日机3架。

　　蒋介石对德拉特文表示，中国军队的武器现状很差，在这样的条件下不可能进行长时间的抵抗，有了苏联的援助，我们就有信心打败日本人。

　　蒋介石请求德拉特文帮助建立以苏联人为主的新的军事顾问体系。德氏来华之前也是做了功课的，他根据中国战场的真实的情况，建议除在中央军事机关设立军事顾问外，在各军兵种和战区，甚至一些集团军也设立军事顾问。蒋介石接受了这一建议。

　　从1938年下半年起，苏军顾问开始陆续来华，顾问机构也随之建立。这种机构其实就是一个覆盖中国军队各军兵种和各战区的顾问网。总顾问隶属最高统帅部，每个军兵种和战区均有一名或数名高级顾问。

　　1938年6月2日，蒋介石在武汉接见了20多位远道而来的苏联军事顾问。他非常坦率地对顾问们讲自己军队的困难，讲装备的不足，讲军队指挥的落后方法，讲某些将领的纪律松弛。他感谢苏联政府对中国的援助，相信与苏联的友谊将帮助中国取得胜利。

　　当（蒋介石）问我们以前是否打过仗时，我们给了肯定的回答。我们多数人参加过第一次世界大战和国内战争。我们得知蒋介石很喜欢这点。他对苏联志愿者大加赞扬，高度评价运到中国的苏联技术装备。最后，他祝我们成功，并希望我们能像我们的前任一样，与中国将军们友好共事。 蒋介石说：“我请诸位向我本人报告你们与将军们的所有分歧。我会接待你们每一个人。”

　　苏联军事顾问机构不仅门类齐全，而且人数众多，队伍庞大。至1939年10月，援华苏联军事顾问已达到81人。蒋介石认为还不够，1940年1月17日，中国政府请求苏联增派各兵种顾问到中国，具体列出了步兵、炮兵、防空兵等16个兵种140人，使来华苏军顾问增至224人。

　　总军事顾问：德拉特文（1937年11月至1938年8月）；切列潘诺夫（1938年8月至1939年9月）；卡恰诺夫（1939年9月至1940年12月）；崔可夫（1940年12月至1942年2月）。 空军顾问：日加列夫、特霍尔、阿尼莫西夫、波雷宁、罗加乔夫、赫留金。 工程兵顾问：卡利亚金、巴布罗夫、科瓦廖夫。 坦克兵顾问：别洛夫、切斯诺科夫。 炮兵顾问：戈卢别夫、塔邦钦科、谢罗夫。 援华航空志愿队领队：雷恰戈夫；政治委员：雷托夫。 部分战区高级顾问：第一战区帕宁；第二战区巴季茨基；第三战区巴勃罗夫；第四战区加当洛夫；第五战区斯科沃尔差夫；第八战区克里木丘克；第九战区阿利亚舍夫。

　　每一位苏联军事顾问来华工作时，总顾问都要与他们谈话。顾问们按分工的不同，有的负责指导中国军队的野外训练、武器使用和阵地工事构筑；有的负责各级司令部的建设、战役组织、军队侦查；有的负责中国飞行员的培训和炮兵对空防御等等。

　　来华军事顾问们的职务慢慢的升高，德拉特文是苏军军长，切列潘诺夫是苏联国防人民委员部监察组组长，崔可夫是集团军司令员。并且多是大革命时期来过中国的专家，熟悉中国情况，如德拉特文曾是蒋介石的通信顾问，切列潘诺夫是大革命时期苏联总顾问加仑的助手，卡恰诺夫和崔可夫也都曾来过中国。

　　他们中的多数人参加过第一次世界大战和国内战争，最近的还曾出任西班牙内战（1936.7-1939.3）共和军顾问，有着丰富的实战经验，许多人在后来的卫国战争中表现十分抢眼，获得很高的军衔，如巴季茨基和崔可夫获得了“苏联英雄”称号和苏联元帅军衔，雷恰戈夫、日特加列夫、雷巴尔科、卡扎科夫获得兵种元帅军衔，卡恰诺夫、帕宁等20余位获得将军军衔。

　　苏联逐步的提升来华军事顾问的等级，表面上是应中国政府的请求，但也体现了苏联对即将面临东西两面威胁的担心，迫切希望增加苏联军事顾问说话的分量，提高中国军队的抗战水平。

　　顾问们在华工作过程中碰到了很多困难。可完全想象，他们来自不同的国度、不同的民族、不同的生活环境，到达一个完全陌生的国家，与完全不同的人一起工作，这需要付出何等的努力？！

　　顾问们碰到的第一个问题，是如何向封建主式的将军们提建议。与他们打交道时，既要考虑到参谋总部的要求，也要顾及有自己的军队并盘踞各自省份的封建军阀的利益，这就要充分了解情况，耐心地听取所有人的意见，考虑交谈者的自尊心，才能提出有明确的目的性的建议。

　　第二个问题是军衔的差距。例如，第一战区司令长官卫立煌上将的顾问是帕宁上校；第一战区前敌总指挥薛岳中将的顾问是马特维耶夫少校。有许多集团军的顾问还是大尉。如何让国军的每个将军“不丢面子”地采纳一个大尉、少校顾问的建议，确实让这些高鼻子蓝眼睛的顾问们头痛。尽管时任参谋次长刘斐承认：“就素养而言，我们的旅长相当于贵军的士官。”因此，将军们有时对大尉顾问的建议反复讨论，到认可和执行时，战场情况已发生了变化，建议过时了。

　　与军衔有关的是年龄上的障碍。苏军顾问有不少是25至30岁的大尉和少校，35至40 岁的中校和上校，而顾问辅佐的将军通常是55至60岁的老头子。怎么办？顾问们只能依靠态度谦恭和工作认真去加以克服。他们很快与中国的将军们找到了共同语言。顾问们的建议都得到了认真的研究，往往在进行一些小的修改后被采用。

　　第三个问题是“语言障碍”。语言会拉近彼此之间的距离，提升工作质量。顾问们使用很多方法克服这一障碍，如加强突击汉语，尽量掌握更多的汉语词汇。根据国军许多高级军官曾到不同国家的军事院校留学和进修的情况，顾问们有时利用第三语言，如英语、德语或法语进行交流，还广泛利用各种地图进行军事部署。

　　苏军顾问不像以往国民政府聘请的德国顾问，以雇用者身份来中国工作的，而是出于对中国人民正义斗争的同情和支持，肩负着国际主义的义务，因而能更自觉和勤奋地工作。他们在中国的大部分时间是在部队中度过的，并经常到前线，言传身教。这种良好的作风直接影响到国军的高级将领，使他们也不得不放下架子，与顾问们一同深入前线日，苏军顾问保葛达诺夫在南昌第一兵团司令部与高级将校会晤后，于7月21日自南昌出发，先赴第七十四军五十四师及五十八师防地，继赴第六十六军一五九师防地详细视察后，对国军的缺点及应改善之处提出了18条意见。

　　蒋介石认真研究了苏军顾问这些意见后，将其转发参谋总长何应钦，特别强调其中的第六项（沿湖岸之阵地，应在离岸五十公尺地点构筑，不应直筑于沿岸）“应速电沿江、沿湖各师长改正，余希徐部长切实研究，通令各总司令、各军师长切实改正为要。”

　　8月18日至30日，武汉会战外围战已经打响，苏军顾问毕诺乌索夫沿长江南岸一带视察，对炮兵射击要领、步炮协同作战等问题提出意见；9月，苏军顾问郭夫东视察武汉卫戍区阵地，对指挥组织、江北阵地工事设备、江北阵地防御以及军备方面，都提出了改进意见。

　　1939年2月，苏军炮兵顾问谢罗夫队对第三战区在冬季攻击时，对炮兵存在的问题提出了批评：“各炮兵指挥人员对于情况判断大多错误，且动作寡断部署欠恰。”谢罗夫在报告中对有一定的问题列举得非常详细。

　　蒋介石阅后来了个奖罚分明，批示道：“娄指挥官（第三战区炮兵指挥官娄绍铠——引者注）应处罚，炮十五团赵团长、炮十四团彭团长、炮二团李团长，与该团二三营长均应严处。该顾问热心任事指导周详，应予明令奖勉。”

　　顾问们深入前线，才了解到许多在办公的地方了解不到的情况，甚至有些事情是他们难以理解的“中国特色”。工程兵顾问卡利亚金在回忆录里就记载了一些很有趣的事情：

　　在统治的中国，给养、军服、装具及部分武器的采购通常由省政府负责。中央政府给省主席下拨军队一定员额的薪饷和装备费，此后不再过问。各省军司令官亲自管采办，有时委托师长、团长甚至营长代办。结果在各兵团出现了“死魂灵”（指已死亡和逃亡的士兵——引者注），其供养费便落入长官的腰包。补给变成了十足的丑闻。 蒋介石决心通过一次突击行动消灭贪污，为此建立了若干委员会。但是这些委员会刚组建和接受任务，各地就了解到了情况并采取一定的措施，以便在高官面前展示最好的假象。

　　我们在南昌的顾问目睹了当地一个杂牌师是怎样进行紧急补充的。一些由士兵组成的小组干脆到附近农村抓壮丁。他们在街上或家里被抓并被拖到营房，让他们穿上军装，队列。又去民众家里抢夺骡马和短缺的马车。比较不好办的是武器。不过连这也有办法：部队长“牺牲”私藏的储备武器。委员会到达后，列队查验，来人说一切都完全正常。人员缺额没有被发现。 接下去怎么办？ 接下去一切又都依然如故。部队回到营房，抓来的人脱下军装，被放回家，并令其“管住舌头”，骡马和马车退还主人。一切都像优秀的换衣服杂技节目。

　　国军将领中有不少是从英、美、意、德、法、日等国著名军事院校留学归来的，往往各成体系，孤芳自傲，相互不服。因此，逢有意见相左时，苏军顾问总能循循善诱，耐心说服。卡利亚金在这方面深有体会：

　　经验表明，顾问在某一些程度上应该是外交家，不应急躁，建议只能根据为文件所肯定和为历史经验所证实了的事实；需要是一个心理学家，关心交谈者的威信，预见其意图……可以直率地说，我们很快找到了共同语言，同自己的指导对象建立起了业务上的联系。在华全部工作期间，没有一次因损伤将军们的自尊心而出现争吵。我们的建议被认真研究，未做大的变动而加以贯彻。这是顾问同中国民族的军队战斗合作的标志，是关系和睦与相互理解的标志。

　　苏军顾问在华期间的工作主要是两大项，一是训练中国军队，二是拟定和实施重大战役作战计划。

　　中国军队原来的武器装备和兵员素质就差，加上战争初期损失惨重，训练、补充低级军官和各兵种技术骨干成为当务之急。苏军顾问根据实战需要，采取分层次、分兵种的训练方法，实践性训练和理论教育相结合，力争在短期内提高中国军队的素质。

　　苏军顾问的训练有效地提高了国军的作战技能和作战信心。据统计，经由苏军顾问和教官培训的空军、炮兵与坦克部队等各类军事人员9万多人。

　　苏军顾问不仅帮助训练中国军队，还为总参谋部和各战区制定了数百个防御战役和进攻战役的计划，其中较大型的有：武汉会战、南昌会战、长沙会战、桂南会战、随枣会战、枣宜会战等。蒋介石也承认：“由于俄国顾问的到来，中国军队的仗打得好一些了。”

　　南京陷落后，国民政府后撤理论占了上风，而苏联军事顾问则建议中国军队必须由消极防御转入反攻。在台儿庄大捷，国军伏地喘息之际，苏军顾问建议立即出击。

　　未几，徐州失守，国军奉命西撤，苏军顾问又制定了利用大别山、鄱阳湖和长江两岸有利地形，迟滞日军对武汉的进攻，掩护政府机关和工厂撤退的防御计划。

　　武汉会战刚拉开帷幕，德拉特文和顾问团对参谋工作以及诸技术兵种如何发挥其效能进行具体指导。面对日军攻占安庆、逼近湖口的局势，德拉特文指示顾问卡利亚金等人，与中国军官一起实地勘察了湖北与江西的交界地区，帮助拟定了保卫武汉环形防卫带的作战方案。

　　当时，国军的防空兵力都部署在大城市周围，与其说它们是城市的保护伞，倒不如说是日军轰炸的主要目标。像当时的武汉，国军居然只有区区几十门德国和英国造高射炮凑合使用，这些高射炮甚至够不着日本人的飞机。

　　至于在武汉外围与日军血战的国军地面部队，由于得不到高炮掩护，日机肆无忌惮地对他们进行轰炸。

　　当我们专家组和5个苏联高炮连来到武汉前线时，受到了极高的礼遇，中同军民都在高喊：“好样的，俄国兄弟！”（当时在口语中仍称苏联为俄国）随我们来到武汉的装备物资，包括几十门76毫米口径高射炮（每门炮还外带一根火炮衬管，以延长高射炮的服役期限）、先进的 PUAZO-1火力指挥仪和4万发炮弹，当时苏联共出动40架运输机才将这批装备运完。 为了能够更好的保证高射炮在山区和湖泊纵横的华中作战，苏联还运来 30台“共产国际”牵引车，作为运输工具。另外，苏联还向中国转交4个探照灯站和2台测音器，以保证夜间射击。

　　在武汉保卫战中，针对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采取层层设防的消极被动防御战术，德拉特文向蒋介石提出，在第三、第五、第九战区实施以攻为守的积极防御计划，建议在每一战区建立装备良好和得到加强的炮火突击群，以击溃进攻武汉外围的日军。

　　切列潘诺夫接任总顾问后，提出了更为具体的积极的防御作战计划，建议除了在敌人进攻道路上组织防御性阻击战外，更应集中主要力量进攻敌人的侧翼和后方，阻止其后勤保障基地向长江移动。

　　在对《武汉城市防御战斗指导计划》一案中，切列潘诺夫就提出：“不应以泛滥为根据，应以工事及守兵为主，若防守困难，同时水位甚好时，可以泛滥。”切氏主张“中国军队在武汉会战作战方针已形成的情况下，只需避免各部队互相挨邻的情况出现，以一半以上部队向长江以北和以南集结，便于反攻时能够到日军的侧翼和后方去。要调动的是一段不大的距离，而在中国军队没有辎重的情况下，每条路都是方便的”。

　　切列潘诺夫的这一提议对武汉会战的作战方案影响重大，但没有被蒋介石完全采纳。只是后来在消极防御的失利中，才逐步感觉到有实现这一计划的必要性，但为时已晚。这也成了后人分析武汉会战军事失利的重要原因之一。

　　但切列潘洛夫仍认为：“尽管中国军事指挥官的犹豫和拖沓、缓慢在每一个步骤中都有所反映，但他们对我提出的战术能够成功的信心开始慢慢增长了。”

　　中国军队在武汉会战中已呈败象，弃守武汉势在必行，苏军顾问建议把长沙定为下一次会战的地点。（未完待续）